二、我怎样研究儒学 研究为己之学并不意味着不去研究别人、不去研究哲学史或者思想史。

儒家用礼来区分社会等级，孟子讲礼也不例外。  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在社会层面，义和礼也存在着向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进行创造性转化的资源。

仁义礼智信在孔子那里已经分别有过论述。这里将人之为人的价值层面上的一致，作为社会公正的内在根据，显然有着转化为现代公正观念的可能。孟子为五常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前提。这样的互相友善如何可能呢？孟子的特点是强调了诚。孟子本身是士，而且认为士担负着教化民众的责任，因而特别注重士的职业道德。

他与诸侯国君主谈话中，多次表示统一天下，不能通过嗜杀人的残酷战争，而要通过实行仁政，这样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在他看来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就是说，仁政看重的不是天时，也不是地利，而是人和。虽经乱离困厄，未尝敢一日颓其志。

（按：熊十力晚年认为孔子的内圣心学，至孟子以后便中断了，宋明儒亦非嫡嗣，见《明心篇》。不仅如此，体证必然是个人的私经验，往往因人而异，甚至同一人也先后不同（如前引攀之例）。儒家的价值系统在过去两千多年中通过种种典章制度而规范了中国人的生活的各方面。不但如此，新儒家还更进一步，通过现存的文献和传记材料，他们自信可以断定宋明理学家中谁能上继孟子，见得道体，其见道究竟循着什么工夫进路，以及所成就的义理系统又属于哪一种形态等。

以我个人所知，钱先生晚年在台北所了解的新儒家只是熊十力一派的专称。可见良知说是一把两刃的刀，两边都可以割。

他晚年想通过现代流行的学术分类以比较中西异同，才用了中国哲学的名词。）其次，把范围再缩小一点的，则将新儒家限定在哲学一门之内。至于第三义的新儒学，那当然更不能包括钱先生在内了。诚使中国传统政制，尚有一些长处，尚有一些精义，岂得不为之洗发。

这是新儒家教义落在实践层次上所必有的涵义之一。这一发展的方向是否健康，自然可以讨论，但目前还看不见转变的迹象。这样看来，新儒家重建道统的方式虽然与宋明理学家不同，但其道统观则仍如钱先生所说，是截断众流，甚为孤立的。由此可见，同样以超越体证为判断根据，所建立的道统谱系则可以相去极远。

社会史经济史必从全部文化着眼始能有大成就。从上面的讨论可知新儒家今天至少有三中不同的用法：第一中主要在中国大陆流行，其涵义也最宽广，几乎任何20世纪中国学人，凡是对儒学不存偏见，并认真加以研究者，都可以被看成新儒家。

但儒家毕竟与一般意义下的宗教不同。在这一点上，他们确与陆、王的方格比较接近。

他说： 陆王之学为理学之别出，而阳明则可谓乃别处儒中之最是登峰造极者。那么新儒家的道统观是不是宋明理学的延续呢？自熊十力起，新儒家都有一种强烈的道统意识，但是他们重建道统的方式则已与宋明一例的一般途径有所不同。【同上，第144页】 这样的话难道能出自一味顽固保守的人之口吗？事实上，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上几乎找不到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者，因为没有人建立一种理论，主张保守中国传统不变，并拒绝一切西方的影响。这个教的地位在历史上大概只有西方中古的神学曾经取得过，中国传统的儒教都没有达到这样的地步。但是我们必须知道，这在他们不过是一种纡尊垂奖的表示，并不是承认学人之学可以和他们的内圣之学处于同一层次。熊十力在理学上特尊陆、王，在钱先生的儒学史的概念中，陆王是所谓别处儒中之尤别出者。

即使把标准放宽些，加上极少数门人弟子，人数也还是少得可怜。】 这里引出我的第二点观察。

相反的，他早年对西方的学术和思想毋宁是十分欢迎的。心体是一切价值和创造的根源，但其第一性质必然是道德的。

】 但是以新儒家的名号指二十世纪的思想流派，其事起于海外，特指1958年元旦张君劢、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四位先生在香港《民主评论》上所发表的一篇宣言——《中国文化与世界——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熊十力我有法眼四字也不是戏语，而是自信。

黑格尔不同意此说，因而提出主体——黑格尔的意识——正可通过Self—diremption而使本身化为可知的对象。但是新儒家虽然在现实上距离君临天下的境界尚远，他们的君临心态却已牢不可破。熊十力曾明白地说： 余尝衡论古今述作，得失之判，确乎其严。他从不肯摭拾经典中一二语来概括儒家思想，而再三致意于儒家在各历史阶段的新发展，其根据便在这里。

如果文化确是一整体系统，那么其中每一部分、每一面相也都必然体现同一精神。据此序，钱先生最初从文学入手，遂治集部。

论其转移风气之力，则亦犹清初之亭林、黎洲诸家也。这是史学家的态度，不但和熊十力不同，也和梁漱溟、冯友兰截然异趋。

徐复观在1980年11月16日的日记也说： 连日偶翻阅熊十力先生的《乾坤衍》，其立言猖狂纵恣，凡与其思想不合之文献，皆斥其为伪，皆骂其为奸。他不相信一部中国文化史可以化约为几个抽象的观念。

现代西方有一种知性的傲慢是随着自然科学的兴起而出现的。更重要的，儒家是他终身尊奉的人生信仰。钱先生对于现代学术必须分途发展一点，有很明确的认识。钱先生由于针对流行的君主专制说作反驳，行文之间难免引起误会，好像他断定传统的儒家政治即是民主。

显而易见，这一断定并不能取决于哲学论证。第二是非主流派之间虽有最低限度的共同纲领，仍不能掩盖内部的分歧。

一切专业也都起于对此整体进行分途研究的需要，因此我们对于此整体的了解正有赖于各门专业的精进不已。因为第二代新儒家的康德——黑格尔语言既不是钱先生所熟悉的，更不是他所能接受的

一个持久而稳固的民主政体，也就是说，一个未被分化为持有相互竞争之学说观点的和敌对的社会阶层的政体，必须至少获得其在政治上活跃的公民的实质性多数的自愿的和自由的支持（参见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第39页）。它区别于自由民主制之处在于对民众的参政资格进行限制，它要求凡是参政的人必须对相关政治事务具有足够的知情，并且具有公益心，否则应该自愿不参与决策程序。